【核心提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刻学习领会我国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特点与历史性变化，并深入思考这一新论断背后蕴含的哲学方法论

●党的十九大对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就是对历史与发展的观点的秉承

●我们党不仅勇于直面这一矛盾与后果，还将之定位为“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并全力以赴，彰显的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精神

●坚持矛盾分析的辩证观点，是我们党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方法论利器

●从主要矛盾变迁以及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原理出发，我们必须同时从世界历史与全球空间两个维度辩证统一的视域来审视我们的“伟大事业”

□林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关乎我国社会未来发展大局与大计极为重要的新论断。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刻学习领会我国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特点与历史性变化，并深入思考这一新论断背后蕴含的哲学方法论。总体而言，这一重要的科学新论断立足我国实际，扎根历史，展望全球与未来，坚持了历史与发展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芒。

第一，坚持了历史与发展的观点，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则与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为人们理解历史发展的主导基础、发展规律、发展现状与阶段性提供了总体的分析原则与框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将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视为历史存在的第一个前提，也是历史之本。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视为永远不负的初心和历史使命，并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因此，我们党引领的“伟大梦想”，以及党的宗旨与奋斗目标，在原则与方法论上是深深扎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毋庸置疑，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承前启后的总体过程。虽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也就意味着，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基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条件，并且只能提出历史发展本身已具备解决问题之条件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对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就是对历史与发展的观点的秉承。它既是前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结果，也是开启新时代发展道路的新前提。前后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不同的主要矛盾判断，呈现的历史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的总体性过程。因此，这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阶段性与新形势新条件的科学判断，充分体现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尊重，对我党执政规律的尊重。

此外，历史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展开的过程。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具体性与丰富性展开的过程。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似乎“美好生活”是一种抽象而笼统的表述，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来看，恰恰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逻辑与科学认识方法，彰显的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要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三个阶段。改革开放要面对的“富起来”这个阶段，是一场以人们不断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核心驱动的、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伟大战斗。经过3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升，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也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蓬勃发展，以此为基础，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日益广泛，对于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也日益增长。所有的这些日益广泛与增长的各种需要，总体上构成了中国人民在当前阶段上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新阶段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以前一个阶段“物质文化需要”为基础的，是继承与丰富发展，也是历史的具体展开，因而既是一个总体性的概括，也是一个具体的、有丰富内涵的阐发。这在根本上也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体现，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

第二，坚持实践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党自创建以来，在风雨近百年的历程里，不论弱小还是强大，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一贯坚持实践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直面问题与矛盾，勇于修正错误，敢于刮骨疗毒，不断自我革新与进化，时刻准备着攻坚克难。依据唯物史观，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各种形式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中，物质生产方式的实践是核心，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社会历史发展之本。但是，这种表现为社会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社会历史过程，无一不是在矛盾运动中展开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了实现“美好生活”，人们就必须得发展生产，而且必须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开展生产实践。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与动力。这在方法论上对我们党提出的要求在于，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此，我们党在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过程中，一方面必须直面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勇于开展“伟大的斗争”；另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不断深入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立足伟大的社会历史实践，聆听时代的声音，敢于正视问题，直面挑战。对于新阶段而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我们党直面的新问题新挑战。任何时候，我们都无法选择历史实践开始的条件，而特定的历史语境决定了中华民族在实现“富起来”的过程中，不得不在一个全球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与过程中，以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因而才有了当下必须直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突出的问题与后果。我们党不仅勇于直面这一矛盾与后果，还将之定位为“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并全力以赴，彰显的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精神。

第三，坚持矛盾分析的辩证观点，是我们党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方法论利器。首先，主要矛盾表述变迁是我们党坚持矛盾分析方法以及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传统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历来重视抓主要矛盾并基此制定与施展治国理政大计。这一传统奠基于毛泽东的《矛盾论》。这一著名的哲学论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依据这一哲学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发展节点上，中国共产党都要对我国主要矛盾做出科学的判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时关于这一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与之相比，党的十九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在表述上的明显表述变化体现为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表述之“变”背后的“不变”之处，既在于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基本国情，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其次，这“变”与“不变”背后不仅体现了我们对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以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过程中开展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过程中，对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而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虽然也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更主要也更关键的制约因素是落后的生产力。而伴随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就凸显成为突出的问题，构成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前一个阶段，不平衡发展既是条件，也是方式，意味着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期先富有能力带动后富，实现共富。到了后一个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却严重制约了共富的实现。这是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原理，也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以及主要任务等都不一样，因此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最后，从主要矛盾变迁以及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原理出发，我们必须同时从世界历史与全球空间两个维度辩证统一的视域来审视我们的“伟大事业”。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层次来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美好生活需要”等具有普遍共性，但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决定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同于西方，尤其在根本上异质于西方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以资本逻辑驱动的“美好生活”展开过程。同样，“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全球的共性过程中，也必须意识到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以消灭这种不平衡性、实现共富为目标导向的，并且最终落脚点在于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正因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必须以“四个自信”伸张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充分意识到我们正在致力于推进的“伟大事业”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