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虎
（jxf手机网页版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哲学社会科学内在包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质，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但当前，由于国际国内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趋于淡化，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巩固。新形势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须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历史性与时代性、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树立起正确的政治立场、创新意识和地域视野。
关键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意识形态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已显著提升，但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却相对滞后，仍处在世界话语体系的边缘地带。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已成为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特质
当前，学术界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界定，还众说纷纭，莫衷一致。一些学者认为，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科学，立足社会实践，分析社会生活的本质，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形成反映社会生活本质、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学术话语”[1]，它是一个“学科与政治意识形态混合的概念，而且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2]。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意识形态像道德美学或宗教一样都是另外一种非科学的、以价值为导向的理论化模式。意识形态只能做出断言和规定，但不允许争论，它鼓舞人们行动，而且是充满感情地去说服，而不是批判地分析”[3]，而“社会科学是真正知识的追求，有着自己的判断和观察原则，允许批判和修正，这与意识形态是格格不入的”[4]。
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从其形成发展历程来看，最初，哲学社会科学确实是开启于学者们纯碎的学术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它只被学术共同体等少数人所认可。但是，任何科学都是既来源于现实又必然指导现实的，当它表达更多利益诉求、兼容更多思想情愫，从学术共同体走向公共视野乃至国家层面的时候，这种科学就实现了从学术领域向政治领域、从思想理论探索向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飞跃。也就是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智库，当哲学社会科学既能解决学术问题，又能服务政治问题的时候，便具备了意识形态的特质。而意识形态其实则是哲学社会科学由真理向价值的演变，它来自或包容着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规范，是得到国家认可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从真理的自由探索升华为核心价值和共同理想的哲学社会科学。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就现代社会而言，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根源于某种或某些哲学社会科学”，“如果将哲学社会科学从现代社会中彻底除去，那么所有的意识形态将真正终结”[5]。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根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决定了它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利益，坚持正确的人民立场。列宁曾指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6]。当前，剥削阶级虽然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但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趋于激化。该情况下，完全超越阶级立场的所谓“价值中立”的纯粹哲学社会科学是不存在的，任何忽视意识形态斗争努力的做法都是自弃阵地，只有准确反映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客观需要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观点，才能得到更快的推广和发展。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作为学术的哲学社会科学与服务于政治的意识形态都一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哲学社会科学思想都没有脱离社会政治需要，更没有违背儒学为主导的封建道统价值，学统与道统是相互融通的。正如许纪霖所说:“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诚意正心是灵魂，是道统，不仅政统(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受此制约,而且学统(格物致知)也是为道统而存在……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发展出具有责任伦理意识的独立政治传统,也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统。”[7]可以说，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士大夫“还不能想象学问可以脱离实践而自成一独立领域”[8]。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兴起，一些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的所谓“专业化”、“独立化”过于迷恋，试图摆脱政治的枷锁，寻求学术的绝对自由。近代早期思想家梁启超就曾提出：“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9]梁启超还认为，“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10]，“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于是提出了“为学问而学问”[11]的口号。随后“为学问而学问”的热潮风行一时。章太炎公开提出:“学以求是,不以致用”[12]。王国维也指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13]蔡元培执管北大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一思潮，使“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14]。在此影响下，冯友兰、胡适、陶希圣、傅斯年、顾颉刚等思想家也都极力主张学术的非政治化，认为，“做文章只是做文章,研究学问只是研究学问,同政治毫没有关系,同道德也毫无关系。”[15]后来，伴随着民族形势的恶化，救亡图存的政治使命日益凸显，客观上要求知识分子既要丰富学术，“独善其身”，更要心系国家，“兼济天下”。于是，“为学术而学术”已明显不合时宜，引发了部分学者对学术的“求是”与“经用”关系问题的深刻反思，胡适等人也逐渐修正了以往立场，转而认为，“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16]最终，“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在近代中国并未实现。
事实上，在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早已做出了表率。在“民主”与“科学”两大思潮洗礼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哲学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衔接。当时，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领导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着力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打造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学术话语体系，并依托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平台，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论战，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关于民族文学与革命文学的论战等等，都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中的指导价值，一些学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探讨中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具体问题，涌现出《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史学要论》等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并逐渐形成了以艾思奇、李达、杨献珍等哲学思想家，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历史学家，李达、王亚南等政治经济学家，鲁迅、郭沫若等革命文艺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体，成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先导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破旧立新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掀起了“反右派”等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17]通过改造，一些中华民国遗留下来的旧学者逐渐抛弃了封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干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理论研究的视角，还推动了学术方向和话语体系的转换，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旗帜和灵魂，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历程。
二、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中的功能淡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18]，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显明特色。但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出现了下降趋势，主要表现为：一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偏向西方资本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权被架空；二是，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特质认识不清，阶级立场模糊；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阵地日益缩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逐渐弱化。究其原因，应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分析。
从国际上看，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无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将长期存在。目前，对某些西方国家而言，日益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成为他们实施霸权主义行径的最大劲敌。自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西方国家就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暴力颠覆和思想渗透，以苏联为首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的双重攻击下纷纷垮台。苏联作为军事上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大国，没有倒在军事较量上，却倒在了意识形态问题上，让西方某些国家更加坚信，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方式不能仅仅凭借武力征服而应该重视意识形态的渗透。当前，通过学术话语权来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权，是西方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的重要特点。一方面，他们极力宣扬“意识形态中立”、“非意识形态化”和两制“趋同”论，“蓄意制造意识形态和学术的割裂并把马克思主义归入意识形态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架空”[19]，企图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的影响价值，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话语只能趋同于资本主义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又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上升到理论层面，竭力使之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生关联，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正如陈先达所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通过理论加以阐明，确立其理论根基，从而造成理论与意识形态的错综复杂局面。”[20]例如，西方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终结》、《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等著作，对中国学术界形成了长期的理论辐射，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学术界的指导价值逐渐模糊。
此外，西方国家还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媒体优势，垄断一些学术概念的解释权，并借助西方话语体系向中国兜销他们的价值观念。西方国家推销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方式非常娴熟，“往往会包装在比较容易接受的中性概念当中，构造出‘话语陷阱’，当你使用这些概念时，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它”[21]。或者打着理论探讨和学术交流的名义，向中国学术界潜移默化地渗透他们的价值理念。甚至还打出超阶级、超历史的“普世价值”旗号，来推销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论标识，鼓吹现代化是一个没有道路分野、没有主义之分的普世过程，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歧，企图把中国引向“西化”的发展方向。他们还刻意将西方世界的发展与繁荣，归功于“普世价值”衍生出的资本主义政治与文化制度本身，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等弊端，却解释为“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和人口，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原因”[22]。相反，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却刻意放大并且有意识地将问题根源导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以此来丑化社会主义，扰乱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让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者皈依于资本主义。当前，经贸、科技、文化、体育等等都已成为西方对华渗透的重要渠道，互联网的普及，更加缩短了国际距离，使西方渗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已严重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从国内情况来看，一方面，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西方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话语不断传入，对国内的某些学科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些学者“挟洋自重”，把西方的学术理论视为圭臬，认为西方的学术话语更具先进性和普世性，企图套用西方的学术概念和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现象，分析中国问题，预测中国未来，形成了“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的怪象。有些学科甚至在评价体系中刻意排斥中国指标，唯西方报刊的马首是瞻，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灵魂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作为实质内容的理论学术观点到作为表达形式的话语体系，在一些领域受到挤压、淡化甚至边缘化。”[23]而在国际话语的交流互动中，“西强我弱”的局面并未根本改观，西方话语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的弱势心理和话语表达的消极被动倾向，使得哲学社会科学者对中国的本土理论缺乏高度的自觉和自信。由于自身根基的淡化，所谓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已逐渐蜕变成学术的西方化。加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者在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普遍缺少创新意识，过多注重于对西方已有成果的引介，而忽视了分析批判，进一步加剧了西化色彩，日益暴露出的发展战略不明确、理论影响水平低、学科特色不足等问题，已严重束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应有职能。
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社会矛盾和阶层分化等问题已不断突显，社会意识形态多元激荡，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趁机泛起。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属性问题上，新保守主义排斥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属性乃至社会属性，使得学科“相对论”和学科“中立论”逐渐盛行，学科远离社会和政治的观点被恣意兜售。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上，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还占据着较大的市场空间，它们无视人民立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就，阻碍了哲学社会科学价值引导作用的正确发挥。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通过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影视媒体以及互联网等渠道的宣扬已呈现出局部蔓延之势。受其影响，社会上诸多模糊或者错误的认识还大量存在，“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24]反映在实际工作中，某些领域马克思主义已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已出现了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严重局面。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下，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正轨，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相关成果逐渐变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特质被淡化了。
三、新形势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25]话语权是国家繁荣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中国话语权的迅速提升。面对当前中国国力突飞猛进而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却相对滞后的现状，广大理论工作者应立足中国实践，努力探索切合自身实际的健康发展新路径。
（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坚持学术研究的正确导向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本质要求是求“真”、求“实”，是以人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重点揭示人的精神世界及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自身学术规律和研究逻辑的学科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须首先体现其学术性与科学性的基本规则，才能充分展示它的权威性和说服力。而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26]这就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继续加强理论修养，不断从中国客观现实中发掘学术资源，增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技能，并在具体的实践运用中不断丰富和优化理论储备。
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取得，又离不开正确方向的引导。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的明显特质，任何形式的“非意识形态化”和片面教条式的“意识形态化”都不利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时刻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27]这就需要我们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渗透到各个学科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之中，按照学理逻辑与政治立场相统一的原则来表达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坚持用中国的理论、中国的学术解读中国的奇迹，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创造、理论的独特贡献、制度的独特优势”[28]，建立起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体系，不断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政治敏锐性，确保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正确方向，进而，“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术观点相互切磋和争鸣，营造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生动活泼、健康和谐的学术环境”。[29]
（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正确处理历史性和时代性的关系，树立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了许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精神传统，建构成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并在长期的文化对话与传播中，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话语表达模式，为中华文明长期屹立于世界舞台的重要保障。直到近代，随着西方学术霸权地位的确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开始依赖于对西方学术话语的移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逐渐沦为世界学术总格局的边缘。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30]， 任何话语体系的建构都离不开历史传统的承继。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有其独特的现实价值，所形成的学术理论成果也早已融入中华文明之中，成为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构，应该充分继承历史遗产，大力发掘其中有益于当今实践的现代性成分，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文化土壤。
但另一方面，继承传统，又不能拘泥于历史。学术话语的形成需要学术主体的理论创新和思维方式的时代变革。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需要具有“中国传统”的时域意识，它不仅是对古代优秀文明的延续，更应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所探索和创造的革命传统、建设传统的整理和提升。在如何对待“中国问题”上，也应突破“话语-话语”的位移逻辑，“不再把话语当做符号的整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31]。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中国的面貌早已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已不能由一个古代传统所能比拟。需要我们立足于当前实践，树立起符合时代主题、符合崭新实际的独创术语和原创理论，做到理论话语的与时俱进。任何试图利用传统模式来解决中国当前现实问题的所谓“儒化中国”、“儒化中国学术”的努力，都将是历史的倒退。
（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正确处理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具备广阔的地域视野
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国情下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特殊话语体系，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32]。从历史上看，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拯救国家命运的科学武器，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变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前景。而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性的变革进程中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并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伴随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话语体系的建构也早己超越了地域的范畴，使得国际间的话语斗争日趋频繁。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具有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博大情怀和吸纳全世界话语价值的包容胸襟，应在借鉴西方理论精华，转换西方价值范式的基础上，建构起适合中国客观形势的新观点、新范畴、新理论。同时，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也应深刻总结和提炼中国当前的发展经验，形成学术理论，主动对外传播，赢得他国的认同，从而增强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地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全球的视野，站在人类社会整体实践的高度，来反思和研究世界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及时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
[1]邓惟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功对外传播现状与发展[M].广东：世界图书广东出版公司，2015：5.
[2]宣炳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中国语境[J].回望，2007，（5）：35.
[3]［澳］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M].袁久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2-27.
[4]E.Shils,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ideology[J].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s of the social science,1968,7:74.
[5]安维复.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合理化重建[J].学术月刊，2010，（9）：17.
[6]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9.
[7]许纪霖，陈思和，蔡翔，部元宝.学统与政统[A].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C].上海：文汇出版，1996：49-50.
[8]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上海：三联书店，2004：593.
[9]新民丛报（第3号）[N].1902-06-06，59.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87.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93.
[12]章太炎.国粹学报祝辞[A].章太炎全集第4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00、250.
[13]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A].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14-215.
[14]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8.
[15]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A].陈平原，王枫.追忆王国维[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34.
[16]胡适.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12.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6.
[1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16-5-19（2）.
[19]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协调会议办公室.中国学术与话语体系建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63.
[20]陈先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73.
[2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协调会议办公室.中国学术与话语体系建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3.
[22]拉尔夫·达仁道夫.林荣远译.现代社会冲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8.
[23]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协调会议办公室.中国学术与话语体系建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
[24]-[2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16-5-19（2）.
[29]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N].光明日报，2012-4-20（1）.
[30]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J].中共党史研究，2011.10：5.
[31][法]米歇尔·福柯.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53.
[3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16-5-19（2）.
作者简介：庞虎（1978-），男，汉族，山东茌平人，历史学博士，jxf手机网页版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Construction o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Discourse System in Ideology horizon
